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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并无奢望通过一封信去说服他（还没有不切实际到如此地步），如果他对她本没有意思，就是施展出全部的文学才华也是白搭。她不过想从他那里得出一个结论，写信的目的不在于蛊惑煽动。之所以拖延至今高毅也作了解释：当时她在婚姻中，现在已经离掉了，她是自由之身。唯一的障碍已经拆除，她对他的爱会负全部责任。

    当然，如果她判断错误（他并不爱她）还请他为她保密，不要将她给他写信的事外传——一在这一点上她完全信任他的品质，否则就不会写信给他了。如果他的确不打算考虑做她男朋友的可能，她的这封信就算没有写过，如果可能的话最好退还给她。

    这封信逻辑严密。毫无漏洞，就是读上去有些冷冰冰，与她对他的满腹柔肠不很相称。高毅考虑再三，决定不再修改，为弥补缺憾她将那首“孩子们的合唱”也一并附上了。这首诗已经发表，高毅将它从杂志上剪下，用胶水贴在信的末尾，并说明是写给他的。

    她粘好信封，下楼寄信。在她家附近就有一家邮局，门前竖着一只绿色的邮筒。

    是走进去寄挂号（这样比较保险）还是直接投进邮筒？高毅颇费踌躇。如果寄挂号势必要写明自己的姓名住址，这样就有暴露的危险，因此最后她还是走向了邮筒。

    她将信从邮筒宽阔的扁嘴塞进去，一只手捏着信封的一角，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勇气几乎全部丧失。后来她松开手指，那信便掉向深处。她似乎听见那信落地时咚的一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她像傻子似的在邮筒旁站了很久，看着热闹的马路上车来人往。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人们忙于自己的事务，目的明确，来去匆匆，并没有人关心她为何站在此地。高毅设想过如何央求邮局的工作人员从堆积如山的信件中取回她给凯科斯的那封信，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

    接下来的一周她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计算信件往返所需的时间，恰当估计可能耽搁的种种因素。除了每天数次察看信箱，更要命的是还得照常去学校参加每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当她骑车进入校园与同事学生点头招呼时，拿不准此刻凯科斯是否已经收到了她的信。或者她给他写信的消息已传遍了学校，除她之外的所有人都已经听说了？然而她最怕见到的还是凯科斯本人。以前她期望这种巧遇，而现在唯恐避之不及。他收到了她的信，或者没有收到，两种不同的情况要求她做出不同的反应。正值赤日炎炎的夏季，高毅却感到脊背阵阵发凉。她像逃离前线那样地逃离了学校，回到家中，喘息未定。楼下的信箱依然是空的，凯科斯的回信还没有来。这时她想起董靡靡的英明之处：直接接触虽不能保证成功，但至少可以免去听候判决的折磨。要是那封信如石沉大海，凯科斯永不回答，她将如何处之？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回信终于来了，高毅没有马上拆开。她拿着那信在灰蒙蒙的楼梯上攀登，犹如做梦一般。突然间她变得迷信起来，认为在楼梯上拆信结果一定不妙。她跌跌撞撞地来到室内，故作轻松地将信仍在桌上，锁好房门，甚至还在炉子坐了一壶水。她在沙发上稍事休息，这才拆开凯科斯的回信。

    确切地说，这并不能算是凯科斯的回信，信封里除了她给他写的那封信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给她写一个字，除了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住址。按照她与他的约定，这情形表示他已经拒绝了她。

    由于无事可干，她将写给他的信展开，重读了一遍。她想象他怎样撕开她的来信，读着她写的每一个字，读信时他那冷漠刻薄的心情她完全能够体会到。就像是有一个人从她那里分离出来，成为那读信的人。他们共同读着这封信，这信是她写给他的，同时也是他给她唯一的回信。她十分赞同他坚定无情的态度，她对自己的轻蔑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当她读到那首“孩子们的合唱”时才感到了些许温柔暖意，高毅抑制不住她的感动，几乎要潸然泪下了。而他是那么的骄傲自信，一心盼望着出国，如何能指望这样的男生也像她一样有感于一首浅显的诗歌呢？

    凯科斯不懂诗歌，这是唯一的遗憾。

    他使用的信封是学校统一印制的，右下角有学校的名称地址。他没有写他的信箱号码（担心信被退回？），但在方格内分别填进了六个数字—一学校所在邮区的邮政编码。此时邮政编码制度尚在试行阶段，寄信时邮编并不是非写不可。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高毅觉得还有希望。她断定凯科斯盼望继续收到她的来信，其根据就是这串阿拉伯数字，至少，有这种可能。也许这串数字不过出于她的潜意识（随手写上的），她并不明白自己的心思。另一方面，除这串数字外高毅也确无理由再与凯科斯联系，就算有了这数字与她联系也很勉强。但在性命攸关之际她并无挑拣的余地。

    高毅给凯科斯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言辞恳切，几乎达到声泪俱下的程度。它不再是一纸公文般的通告（通知他她爱他），并要求回执。这是一封以打动人心为目的的信，长度是上一封信的三倍。高毅本可以写得更多，但考虑到这是一项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工作，需要循序渐进，因此有所保留。在这封信中她不再要求对方答复。

    事情既已开头，邮路也证明畅通，高毅准备就这么一直写下去，直到某一天凯科斯受到她的感化。这一过程中她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暴露的危险和等待的焦虑），然而凯科斯已经拒绝了她，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难以接受的吗？

    她越是不考虑凯科斯回信的可能那信来得越快。当她还在酝酿第三封去信的时候她的第二封回信已经到了，就躺在楼下的信箱里。这次她没等来到室内，在楼梯上拆开来信。和上次一样，信封里套着信封，她的信被完整地退了回来，甚至都没有拆。

    当然和上次相比她另有所获：从两只信封之间掉出一张纸条，是他写给她的。

    确切地说并不能算作一封回信，顶多是一张便条而已。他选择的纸张那样轻薄，几乎透明，用量是那样的节省，甚至吝啬。两指多宽的一条，像是从旧报纸的边沿随手撕下的，高毅心想：这样的纸条用来卷烟大约正合适。那卷烟纸飘飘忽忽，几乎被一阵风吹得没了踪影。高毅在楼道里找了半天，发现它躺在邻居家门前的垃圾桶旁边不动了。她小心翼翼地将其捉住，带往室内，凑近灯光这才看清了凯科斯的亲笔所书。他使用的铅笔大约是2H，由于用力不够，字迹十分模糊。

    他这样写到：“您只是我的老师！”既无落款，也不见他的名字。但她知道这是写给她的，那个“您”显然就是指高毅了，而那个写字条的人当然就是凯科斯。他给她的全部信息就是这行暧昧不清的小字。一切都出于迫不得已，他不想在她面前现身，也完全没有表现的欲望，这从她选择的纸张和书写方式上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的行文多么简短（不乏有力），书写这样浮浅（没有力透纸背），而且挑选了可用橡皮擦去的铅笔。他只想在她的眼前隐去，不复存在，理由是他作为她的经研课学生，课已经上完了。他给她的信封上甚至也没有那串被她作为口实的数字邮政编码），可见上次他完全是出于无心。这多余的数字曾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这回刻意回避了（不顾邮政制度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高毅骑车去学校，路上大约要花四十分钟，横贯东西全城。有时候她也乘公交车，雨雪天气，或者自行车坏了需要修理。没有直达线路，她得在清水街转一次车，下车后还要走路。骑车虽然耗费体力，但有一种自由之感，毕竟是你在骑车，你带着它向前走。身体暴露在日光下，与街景人物融为一体，这一过程总是让人感到振奋和愉快。凯科斯事件以后高毅就很少骑车了，她心灰意懒，任凭那拥挤的公交车载着她颠簸而去。这一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开始的时候她坐车的时候多了，骑车的次数减少，后来她干脆买了月票。她的自行车因一时的故障搁置在楼下的车棚里，开始的时候高毅还想着拿去修理，后来就置之脑后了。现在她不仅去学校，到任何地方都乘公共汽车。当然她很少出门，除非迫不得已。

    每周两次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她不得不去，这关系到饭碗问题。可这是怎样的一段艰难路程呢？越接近学校她感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心情压抑，几乎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尤其是从车站到办公室的这段路，她从赖以藏身的车箱里出来，经过校园走向前方的办公楼。有一段路她必须与前往学校的师生并行（凯科斯就是在这段路上赶上她的），因此她学会了早到，尽量避开下午的上学高峰。当她发现通向办公楼的那条大路如“郊区的一所大学”中描绘的那样萧条寂静便稍稍放心。有时也有意外出现，一伙下课拖堂的学生从食堂里刚刚吃完了出来，大路上顿时变得喧闹不已。

    至于路上零星出现的行人则防不胜防。这还只是进入校园的情况。离开学校又是一番折磨，并且问题更加严重。她不得不与她的同事学生同行，甚至在一块站牌下等车，同上一辆汽车。高毅屏住呼吸，目不斜视，眼前一片空茫，在此半失明的状态中她方能体会到些微安全。

    高毅原本以为这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特殊反应，时间一长会自然缓解。一个学期以后她发现自己毫无起色，对学校及其有关事物的恐惧竟然愈演愈烈了。她这样想：随着时间的增加她给凯科斯写信的事传播的可能也将不断增加。就算开始时她为她保守秘密，时间一长未免松懈。她将此事告诉她的一两个密友，而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传扬开去，最后弄得人人皆知。在高毅看来，此事的离奇可笑也的确是值得人们议论纷纷的。

    现在她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少去学校，避免与了解底细的师生员工见面。凯科斯所在班级的经研课程结束以后她要求不再代课。由于教研室内课时分配普遍不足，高毅不愿上课别人正求之不得。政治和业务学习她也常常借故不去。后来她托人开了长期病假，可以整天呆在家里了。即便如此她总得去学校领工资，虽说每月只有一次，她的精神负担还是很重。也许正是因为去学校的次数少了，她变得比当初更加敏感。就好像有什么总量不变，如果你不是分别承担的话一有机会就将加倍承受。

    这时学校里出现了不利于高毅的传闻，有人说她开病假做生意去了，也有对她的情况略知一二的，说她在家写剧本。总之没有人相信她真的生病了。她的同事以探病为名，上门探听虚实，校方也派了专人，去她开病假的传染病院调查。后来领导找高毅谈话，旁敲侧击，他们想知道她不愿上课的真实原因。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高毅永远也不会说。也许他们对她给凯科斯写信的事早已了然于胸，再这么做无异于戏弄她，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高毅避重就轻，坦言相告自己在家写作的事实，但她并不期望与他们和平共处。

    她完全不可能再去上课，一想到登上讲台面对众多的学生她就不寒而栗。多于每月一次去学校（拿工资）的经历高毅已无法接受。

    由于她的古怪表现，校方不禁要刨根问底，于是调查的范围和规模都进一步扩大了。高毅担心时间一长真相不免大白（就算目前他们尚不知情），因此她的反应变得尤其激烈。也就是从这时起她下定决心要离开任教七年的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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