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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Lee说，我要离开你了。我把一切留给你，但我要出发了。由于陆倩倩的眼光朝地上迷散开去，毫无来由地落在一个电插座上，Lee便把他的钥匙扔在门厅的托座上。然后，他系上大衣的扣子，出了门，同时轻轻地带上小楼房的门。

    陆倩倩的车子停在外面，水汽蒙蒙的车窗静静地呆在后视镜底下，Lee没有瞧一眼汽车，就朝六百米之外克通地铁站走去。一月份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九点，地铁车厢中空荡荡的。里头只有十来个孤独的人，Lee在二十五分钟之前似乎就变成了他们的一员。平时，要是能在车厢中找到一个面对面都空的正座，他肯定会很开心，这就像是为他独自留的包厢，这是他在地铁中最喜爱的形象。今天晚上，他甚至没有想到这一层，因为刚刚跟陆全全演的那出分手戏，现在他有点儿心不在焉，但却不像预料的那样忧心忡忡。早就预见到了一种更剧烈的反应，混杂着威胁与辱骂的叫喊，他轻松了下来但又因这同一种轻松而气恼。

    他把装着洗刷用具和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放在脚边，一开始，他定定地看着前方，机械地辨认着关于路面材料、房地产杂志的广告牌。

    后来，在沃拉站和愿望者站之间，Lee打开了他的小箱子，取出一份波斯传统艺术品拍卖目录来，随手翻着，一直翻到德莱娜站他下车。

    德莱娜大教堂附近，比地铁更空的大街上，由电线和灯泡结成的灯彩早已不亮，星星熄灭。

    豪华商店装饰一新的橱窗在提醒不在场的过客，年终的喜庆已成尾声。独自裹在大衣中的Lee绕过教堂，走向连拱廊街偶数门牌号那一侧。

    为寻找楼房大门的进门密码，他的双手在大衣底下挤出一条道路：左手伸到衬里口袋中掏记事本，右手探到前胸口袋中挖眼镜。

    随后，他穿过门廊，不理睬电梯，坚定地攻向一道佣仆用的楼梯。

    他爬上六楼，喘得不像自己以为的那般厉害，停在一道胡乱漆成砖红色的门前，门杠子证明了至少两次撬锁的企图。

    这道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张用图钉钉着的照片，四角全都翘起来，再现着玛努埃没有生气的躯体，这个先当助手后升为正手的前斗牛士，后来在        1992年        5        月        1        日被一头叫库巴地斯托的畜生像打开一本书那样打开了心脏：Lee在这张照片上敲了两下。

    等门期间，他右手的手指甲轻微地抠人了他左小臂的内侧表皮，就在手腕上一点的地方，那里，在白色的皮肤下，交叉着许多筋腱和蓝色的血管。

    然后，出现了一个叫兰丝的年轻女子，长长的褐色头发，年龄不超过三十，个头不矮于一米七五，她微笑着给他开了门，又一言不发地在他们身后把门带上。

    而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Lee又出门去了他的工作室。

    六个月后，同样是十点左右，同一个Lee在曼谷机场二号候机楼前走下一辆出租车，头顶着六月份天真的阳光下，还有西北方向的薄薄        云彩。由于Lee赶得太早了，他那趟航班还没有开始登机：在短短的三刻钟时间里，他不得不推着装有一个帆布旅行袋、一个背包，还有他那件在这夏季显得实在太厚的大衣的小车，在大厅中转悠。等他喝了一杯咖啡，买了一些一次性纸巾和阿司匹林后，他就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等一会儿。

    他实在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一个机场并不是自在的存在。这只是一个来往过渡的地方，一张筛子，一片平原中央的一个脆弱的面，一个缠绕有跑道的平台，里头跳跃着气息中喷出煤油味的兔子，一个转盘，风侵袭进来，驱赶着各种各样的有着无数来源的微粒--所有沙漠的沙粒，所有江河的片状金和云母片，火山灰或        辐射尘，花粉或病毒，香烟灰或稻米粉。找到一个宁静的角落实在不很容易，但Lee还是在候机楼的地下室，找到了一个VIP休息中心，在那里的扶手椅上可以安静地呆着，不去想什么大事情。他在那里打发掉了一些时间，然后去托运了行李，在免税商店区溜达，他没有买任何的烈性酒，也没有买香烟和香水，什么都没有买。        他不是去度假的。根本没有必要加重负担。

    快到十三点时，他登上一架型飞机，机舱中的背景音乐伴随他一直到他的座位，音乐的音量调到了最低，好让旅客静心。Lee叠起他的大衣，连同旅行袋一起塞进行李柜，随后安坐在分给他的紧靠着一个舷窗的狭小平米中，他动手整理它：

    扣上安全带，把报刊杂志放到面前，眼镜和安眠药放到手边。很幸运，旁边那个座位空着，这样他就可以把它用作自己的加座。

    随后，老是那个样子，耐心地等，含含糊糊的耳朵听到支支吾吾的录音通告，迷迷茫茫的眼睛跟踪安全操作演示。飞机终于动起来了，开始还不可觉察，接着动得越来越快，起飞驶向西北方向，朝着那里的云层。后来，在云层之间，Lee将从窗玻璃中望出去，分辨出一片海洋，中间装点着一个他无法确定身份的海岛，随后，将是一片陆地，陆地中央，这一次是一个湖泊，他将不知道湖的名字。

    他打起了瞌睡，他迷迷糊糊看着一片银幕上电影的片头字幕，他实在难以看完，空姐们的来来往往让他分心，她们或许不再是她们曾是的那样，他孤独极了。

    在一个经受着二百个大气压的座舱中，人们确实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

    这一迫不得已的孤独，他想道，也许是个好机会，让他去总结生活，去反思产生出生命的那些事物的意义。

    他尝试了一会儿，他稍稍强迫自己，但面对着由此而来的不连贯的内心独白，他坚持不了太久，于是，他放弃了，他蜷缩成一团，脑袋麻木起来，他真想好好睡一觉，他向空姐要了一杯喝的，因为喝了将睡得更香，然后，他又要了一杯，好吞下安眠药片：他睡了。

    在苏梅岛，下了飞机，机场的雇员们似乎不很正常地分散在一片比其他地方都更广阔的蓝天之下，然后，开沃牌客车比其他的客车更长，但是，高速公路的大小是正常的。

    到了市中心后，Lee叫了一辆绿牌出租车去港口，海船区，11        号码头。

    出租车最后停在港口的一块牌子前，牌子上用粉笔写着目的地：曼谷，两个小时后，花庭号就起航驶向了曼谷。

    五年来，直到一月份的那个晚上，Lee离开位于曼谷南郊依西镇的小楼房为止，除了星期天，每一天他都以同样的方式度过。

    七点三十分起床，十分钟上厕所，伴随无论什么印刷品，从美学论文一直到卑贱的广告单，然后为陆全全和他自己准备早餐，特别注意维他命和无机盐的科学配备。

    这时候，他一边听新闻广播，一边做二十分钟的健身体操。这一切之后，他叫陆倩倩起床，给房屋通风。

    接        下来，Lee就在卫生间刷牙，直刷得牙龈出血，却从来不照镜子看，同时开着水龙头让市政公司的十升凉水白白流走。丝毫不改程序地洗脸，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丝毫不改程序地刮胡子，先右脸，再左脸，先下巴，再下唇，再上唇，最后脖子。当Lee一成不变地按照这一程序操作时，他每天早上却都在问自己如何摆脱这种仪        式，这一问题甚至已经深入到了仪式本身之中。

    从来就没能够解决它，九点钟，他出门去他的工作室。

    他所说的工作室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作室了。Lee开始自称为艺术家和自认为雕塑家的时候，那还马马虎虎算得上是个工作室，自从他改行从事起别人艺术品的买卖后，现在只有画廊的后房还被他用作工作室。它位于第九区的一栋小公寓楼的底层，在一条小街上，没有任何有利因素能促使人在这里开一家画廊：贸易批发业活跃的动脉，对街区而言未免有些大众化了。

    画廊的正对面是一个基建工地，工程刚刚起步：眼下正在挖着深深的地基。Lee到画廊后，给自己沏咖啡，消化两杯摩卡后，打开信件，扔掉主要部分，碰一下拖延了的文件，勇敢地与抽第一支烟的念头搏斗着，耐心地等到十点钟。

    然后，他开画廊的门打几个电话。大约在十二点十分，他又打电话，他找人出去一起吃饭：他总能找到人。

    从十五点起整整一个下午，Lee照应着画廊的日常业务直到十九点，这时，他给陆倩倩打电话，用一成不变的词语对她说，你要是饿了就先吃，不用等我。她总是等着他，二十二点三十分，Lee和她上床睡觉，差不多隔一天就要吵一次嘴，然后在二十三点熄灯。整整五年期间，是的，事情都是如此发生着，直到一月三日突然起了变化。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起了变化：例如，在兰丝那狭窄的卫生间中，Lee依然如旧地从左到右，从下到上地洗脸，只是卫生间空间太小，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当然心中不无一丝淡淡的失望。

    但是他不会在她家里住很长时间，这几天里，他就要搬到工作室里来住了。这个工作室总是缺吸尘器吸那么几下，显得像一个单身汉的洞穴，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逃犯的躲藏处，一份被继承人紧攥在手中的空头遗赠。

    五件家具提供了最低程度的舒适，还有一个小保险箱，Lee很久以来就忘记了开箱的暗码，一米宽三米长的厨房中放着一个油迹斑斑的烤炉，一个空空的冰箱，里头有两个几乎枯萎了的蔬菜，搁架上放着一些过了食用期的罐头。由于冰箱很少使用，冷冻室里结起了一座自然的冰山，当这冰山变成了大浮冰时，Lee每年都要用一把电吹风和一把切面包刀来除霜。

    水锈、硝石和化脓一般的石灰占领了明暗不定的水房，但是，一个壁柜中藏着六件深色西服、一长列白色的衬衫，以及一整套领带。这是因为，当Lee照应他的画廊时，把穿戴得无可挑剔当作自己必守的一条规矩：衣着讲究甚至刻板，像政客或银行经理那样。

    在用作起居室的那一间里，除了两张海德堡和蒙伯利埃画展的海报外，就没有任何东西能留下画廊经营者往昔艺术活动的一点点影子。当然，还要除了两大块大理        石，不甚雅致，经过了雕凿，用作矮桌子或电视座，在它们深深的内部，始终为它们自己保留着那一天从它们的腑脏中脱胎出来的形式。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头像，一个水泉，一个身体，但Lee没有完成就撂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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