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另外，他很快又恢复了知觉，尽管眼下他连一个字都说不了：现在，他的眼前不是一片黑暗，不是像关上电视机后的屏幕那样一团漆黑，不是的，他的视野继续存在着功能，就像一架摄影机，在它的操纵者突然死掉后，摔翻在地上，但仍然继续在拍摄着，它以固定的画面，记录着落到镜头中来的一切：墙壁和镶木地板的一角，        一段没有框定的柱脚，一截子管道，机割地毯边缘上一段粘合的毛线。他想站起来，但挣扎中却更重地倒下。其他一些人跑了过来，不过好像没有穿蓝衣服的年轻女子，他感到有人朝他俯下身子，有人给他脱去外衣，有人把他仰面放平，有人去找电话，随后，救护人员坐着急救车迅速地赶到了。

    救护人员是几个年轻小伙子，文静，强壮，令人放心，他们穿着海军蓝的工作服，皮带上装备有皮制的小器具和弹簧钩。他们轻手轻脚地把Lee抬上一个担架，又小心翼翼地把担架送人到车厢中。现在，Lee感到自己得到了保护。他没有想到这一次发作跟二月份的那次十分地相像，只是更难受一些，他还想在救护车中找一些什        么话头来说，但别人很和蔼地示意他，在到达医院之前最好一直闭着嘴。他只得闭上了嘴。随后，他又昏厥了过去。

    当他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他眼眶的，是他周围的一片白色，就如同当初在大浮冰上看到的那样。Lee躺在一张可调节高低的单人床上，床垫坚硬，裹得很紧，小小        的房间里只有他这张床，除了白色，就只有远处的一点点翠绿，那是从窗户的方框框中映现出的一段树木。床单、盖被、房间的四壁，还有天空，都是一样的白色。        唯一的绿点子，遥远的树，可能是种植在巴黎的三万五千棵梧桐树中的一棵，是七千棵椴树中的一棵，或者是一万三千五百棵栗树中的一棵。不过，这同样很可能是        我们还能在最后的空地上遇到的那些树中的一棵，我们可能永远也记不得它叫什么树，或许它根本就连名称都没有，只不过是一株巨大的杂草，莫名其妙地抽薹的一        朵野花。尽管它处在很遥远的地方，Lee依然试图把它认出来，但这一微弱的努力足以把他累垮，他又闭上了眼。

    五分钟之后，或是第二天早上，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背景依然没有变，但Lee，这一次，克制住了自己，不再去打开树木的案卷。他实在很难证实，自己到底是在竭力地什么都不去想，还是根本就没有在想任何东西。当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并且分辨出，有一个的异物挂在他的鼻子上，并弄得他稍稍有些斜眼时，他真想伸出手去摸一摸，看看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他的右小臂根本就不听使唤。

    原来，他的小臂被一根绷带绑定在了床帮子上，上面扎了一根很粗的输液用的针头，用一大块半透明的橡皮膏固定着。Lee开始明白到发生什么事了，他所证实的只是形式问题，用左手摸了摸之后，他弄清楚了，固定在他鼻孔下面的外物，原来是一根氧气管。        就在这时候，门开了，门外是一个年轻女郎，穿得同样一身雪白，但是皮肤黝黑，她把脑袋伸进门来，然后转身向着一个应该是女护理之类的人，告诉她去通知萨拉大夫，43号醒了。

    Lee又剩下独自一人，他努力地重新尝试着辨别远处的那棵树，但还是弄不清楚，不过，尽管他依然分辨不清，他却不再重新入睡了。他还是小        心翼翼地细细打量着背景，转过脑袋去观察放在他床前的各种器械，还有计算机和屏幕，它们应该反映出他心脏的状况：液晶显示的数字颤抖个不停，并且不断变化        着，弯弯扭扭的曲线从左向右地移动着，总是周而复始，像是后浪推着前浪，彼此相似，但又相异。一个电话安放在他的床头，一个急救用氧气面罩挂在一个螺钉        上。Lee耐心地忍受着痛苦，外面，日头已经西落。把他房间中的一片白色改变成灰蒙蒙的羊毛色，也把远处之树的颜色加深为铜绿色，然后又成为车厢绿。最后，        门又打开了，这一次，进来的是萨拉大夫本人，他留着一把又浓又黑的大胡子，身穿一件酒瓶绿的工作服，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小帽子：

    于是，时间停留在绿颜色中了。

    萨拉一边检查着他的病人，一边告诉他说，他被送来医院急救后，他们不得不让他忍受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但都没能让他恢复知觉，现        在，一切似乎都平稳地过渡了。可不是嘛，有人来给他换药换包扎的时候，床单掀走之后，Lee发现自己的整条左胳膊和左小腿，还有胸廓上都被彻底地重缝了一        遍。

    活儿干得很漂亮，确实是高手的手艺，这属于又长又细致的英国缝合，十分齐整，使人联想起一个带有文艺复兴式样花边的束带，或是一件低档时装的反面，或是一行文字。

    很好，医生在检查之后简明地作了小结。恢复得不错，他一边翻阅着挂在床脚前的护理记录，一边补充道，这时候，护士正在给Lee穿一件用次氯酸钠液严格消毒过的睡衣。照萨拉看来，最好让病人在这急症监护病房中再住上三四天，然后再转到普通病房去。然后，若是一切正常，两个星期之后，他就可以出院了。

    第二天上午，Lee的确感觉到体力更好了一些。他花了一段时间询问自己，在他周围的人中间，他到底可以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哪一位。看来最好还是不要通知陆倩倩，反正她已经有半年多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再说，她很可能对他的通知无动于衷。同样，他也不希望让他的家庭受惊担忧，无论如何，这个家在他看来已经变成了        一个十分分散、十分遥远的群岛，正在被渐渐上涨的海水淹没。想来想去，说实在的，Lee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人了，最后，他还是决定在，当天下午至少要给画廊挂一个电话。尽管伊丽莎白已经迅速地习惯了他短暂的不辞而别，还会像往常那样天天开门营业，照应着画廊的业务，最好还是让她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里。但是，这事情不急。另外，最好还是把画廊关它几天，一直到他恢复健康，在眼下这个淡季里，这一下病倒说不定还不是什么坏事呢。明天再打这个电话吧。眼前，他什么都不想，只打算好好地睡上他一觉，谁知就这么巧，在这当儿，女护士通报说，有人来探望他。Lee机械反应似地试图从床上探起身子，但不行，还太虚弱，无法动弹。

    于是，出现了一个年轻女郎，他认不出是谁，由于她跟那天在九月4日街的样子变了许多，所以他越发难认出她来：她现在穿着一身棕红色条纹的蓝色上装，一条开衩很高的深蓝色裙子，平底鞋。上衣的一条背带马上就要滑下来的样子。然而，她始终还是那么不施浓妆。在几秒钟的疑惑之后，他终于认出了她来，一时间里，Lee觉得自己就这样穿着睡衣着实很不雅观：他做了一个机械性的动作，拢了拢他肮脏的头发，在他人院时所接受的常规检查中，电子脑造影术的电导板把他的头发弄得一团糟，像是上了浆一般。

    尽管这个年轻女郎的背带随时像要滑落下来，她裙子的开衩又是那么高，她的姿态确实让人想人非非，Lee从见到她的第一秒钟起，就感觉到在他们之间事情是不会成功的。他越是能够以他虚弱的身心，以他半睁的眼睛，细细打量那些女护士，思忖着她们的工作服底下穿着还是没有穿着别的织物，眼前的这一位就越是不能比一个        望见会修女更自发地激发起他的激情——而这不施脂粉的做法，同样也具有某种宗教的性质。也许他从潜意识认中识到，她对于他实在过于高不可攀了，这是显        而易见的，但是不，她可不是那么对他的胃口。

    她逗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五至十分钟，无论如何，她解释说，她是从急救人员那里得知医院地址的，她只是想来看看他好点了没有。这个嘛，很好，如你所见的这样，        Lee说，他颇觉难堪，强作微笑，以一个泛泛的动作示意了一下氧气瓶和输液管。这之后，他们之间就不再说起什么太实质性的东西了，她的外表看起来不善言谈，        一直呆在门口，仿佛时刻准备拔脚开溜。她离开之前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她以后还会再来看望他的。他答应了，但却有些违心：实际上，对这个姑娘，他才不怎么在乎呢，他实在看不出她来访的意义，他实在不太理解她对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在Lee还得留在监护病房的三天里，那个年轻女郎将天天都来看望他，总是在下午的同一时刻，每次都将不超过一刻钟时间。第一次，她将把那把笨重的、外表不太干净的、带有青灰色塑料皮带的扶手椅拉到床前，坐在那上面。然后，站起身来后，她将在始终框定着遥远之树的窗户前        站上一小会儿——透过开启的窗子，从树上将传来一阵鸟儿的鸣啼，使得翠绿色闪闪地发光并悠悠地颤动。而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她将坐在床单上绣花绣得实在太密的床脚，她坐在那里的整段时间里，Lee那手脚仿佛卡住了一般将不再敢动弹，脚背拱成了一张弓，脚趾头蜷缩在绷得如同一面帐篷布似的床单下。

    但是，第三天下午，在她离开之前，他将问她叫什么名字。埃莱娜。埃莱娜，好的。不错，是个漂亮名字。她在生活中是干什么的呢?她将迟疑一小会儿后再回答。

    这时候，本加特内尔正试图把他的汽车停放在一家大饭店前面，饭店位于米米海滩的边上，在目前正常耕作期中被耕种的田地的边缘，在比利牛斯一大西洋省的西北部。旅馆的样子并不特别神奇，但是，在眼下的季节中，实在很难找到像样的地方，此外，这一家本身也客满了：它那宽敞的停车场泊满了外地牌照的车辆，幸亏本加特内尔提前预定了房间。

    于是，他沿着停车场的小道缓缓地行驶，不时逢遇上穿着鲜艳的短衣裤的一对对，一家家，全都朝海滨浴场走去。太阳粘在景色之上，柏油烧软了，赤脚行走的孩子们蹦着脚跳跃而行。这个花园停车场的所有位子都占满了，没有一个是空的，一行行，一排排，都是如此，本加特内尔可能会怒气冲天，但是，他有的是时间，寻找一个车位反倒使得他能把这段时间填满。他小心在意地避免把他的车停在地面上画有轮椅符号的地方，那标志说明这是残疾人的专用车位。本加特内尔这样做，并不是说他的公民意识特别强，也不是说他对这部分人的命运特别敏感，不是的，在他的意识深处，模模糊糊地有一种担忧，生怕出于某种谁都说不清的轮回，由于某种谁也道不明的传染，他自己也会变成残疾人。

    这个停车问题一旦解决，本加特内尔便把他的行李从菲亚特的车后箱中取出来，走向旅馆的入口。房子正面的墙壁看样子刚刚漆过不久，乳白色的星座图象悄悄地在它的一些角落中凸现出来，大堂中弥漫着一股石灰浆的气味，又涩呛又新鲜，使人想起变质发酸了的奶。在房子的四周，人们还能辨别出工程刚刚扫尾的某些痕迹，        停车场边上的一些筐箱中堆满了塑料废料，粘连成板块的水泥乱七八糟地堆在一个死角中。脑门上同样盖满了红斑的前台接待，一面焦躁不安地挠着右肩膀，一面在登记簿上证实着本加特内尔的预订。

    房间很阴暗，不怎么讨人喜欢，脆弱而又跷脚的家具一副仿制品的模样，好似戏剧舞台上的道具，床显现出一个弯曲成吊床样的床绷，紧闭着的窗帘的大小跟窗户的        尺寸实在不相称。在一张坚硬而又令人丧气的长沙发上，一幅一塌糊涂的石印画表现的是某种类似百日草之类的东西，但是，本加特内尔的注意力没有在这些东西上        停留：他随手把行李一放，便径直走向了电话，他摘下听筒，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可能占线，因为本加特内尔做了一个鬼脸，挂上了听筒，脱下外衣，绕着行李箱转了一圈，却没有打开它。

    几分钟之后，当他走进卫生间去洗手时，水龙头的一开一关，使水流一冲一歇，竟引起整幢房子的水管子全都跟着发出地震般的冲撞声，然后，从卫生间出来时，本加特内尔差点儿在方砖地上滑了一跤。回到房间后，他拉开窗帘，站在窗前，看到这窗户朝向一个天井，一柱子昏暗的空气，一段直径很小、顶头上满是污垢、令人生厌的烟囱。太过分了，大汗淋漓的本加特内尔又拿起了电话，叫了前台接待，要求换房间。接待员一面挠着痒痒，一面告诉了他楼上唯一一个空房间的号码，但是，旅馆的服务人员分明显得是那么的无精打采，竟没有人过来帮他提行李，以至于他还得亲自把行李箱搬上楼去。在楼上，展现出的是同样的一幕，所有的方面全都一样：本加特内尔还想打电话，但那一头总是占线。他差一点再次发作起来，但他强压住气头，他打开了行李箱，把衣物放到黑咕隆咚的壁橱中和松木柜子里。随        后，他打量了一番这个新房间，它简直就是第一个房间的可笑替身，好像就是长沙发上的石印画重印了一份似的：只不过这一次，图案上的藏红花赶走了百日草。如        果说，它的窗户单调无聊地朝向着停车场的话，那么它至少还能让阳光洒进一些来，至少还能使本加特内尔从窗口一瞧就能瞧见他的那辆车子。

    恰巧，我也是医生，埃莱娜稍晚些时候将回答说，不过，这么说并不确切。此外，现在不再是了，我是说，我现在不从医了。此外，她从来没有医治过任何人，她更喜欢基础研究，而不是重复的病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份遗产另加一笔生活费，使她得以在两年前最终放弃了医学研究。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硝石库医院，从        事免疫学研究，我寻找抗体，我观察它们是不是存在，我计算它们的数量，我试图看清楚它们像什么，我分析它们的活性，你明白了吗?当然啦，反正，我觉得明白了，Lee迟迟疑疑地说。在本加特内尔换房间之后，按照萨拉大夫许下的承诺，两天之后，轮到Lee换房间了，他换到了两层楼底下。

    它跟先前的那间病房相当相像，但是，比以前大了一倍半，因为放了三张床。房间里摆放的医疗器械少多了，墙壁是一种很浅的黄颜色，窗户不再开向任何一棵树，        却朝向一栋平凡的砖楼。Lee的邻床，左边那位是个健壮如牛的阿里地区人，外表看来十分健康，Lee后来一直没弄明白他到底有什么病，竟会住在这        里，他的右边是一个略微羸弱的布列塔尼人，很像是患远视症的原子学家，总是俯身读着一本画报，为心律不齐而痛苦不堪。不常有人来看望他们，心律不齐者的母        亲来过两回(听不见他们咬着耳根的窃窃私语，没有截获任何情报)，阿里地区人的兄弟来过一次(扯着大嗓门评论一场异乎寻常的比赛，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情        报)。其余时间里，Lee与他们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将局限于电视节目的选择和音量大小的控制上，讨价还价。

    埃莱娜每天都过来看他，Lee一如既往地不显现出待她特别热情的样子，当她推开病房的门时，他绝不表现出一丝丝的幸福感来。并不是因为他对她心存芥蒂，一点儿都没有，却是因为他心不在焉。同一病房的邻床则相反，从年轻女郎初一露面起，他们就显得很亢奋。随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每一次都垂涎三尺地盯着她看，各自以各自的方式——阿里地方人们的直面不讳，直目而视，莫尔比昂地方人们的侧目影射，斜眼而瞥。但是，他的邻床们的贪婪却并不模拟性地落到他的头上，要说这也是常有的事--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你原先并不对一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渴望，但第二个人替代你去渴望他后，反而给你以想法甚至准许甚至命令去渴望第一个人，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是会发生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里却不，这种事情在此看不到。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