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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秒钟里，本加特内尔一直惊得发呆，而且略微有些恼火，随后他稳稳地挂上第一档，仿佛他在启动之前思考了一会儿。

    开出五百米后，姑娘开始轻轻地打起呼噜来，一股怒气从他心底里涌起，使他差点儿停下车，把她打发到湿漉漉的黑暗中去，但他强忍住了。

    她现在睡得很安宁，被安全带柔柔地维系住的身体，通体舒展着，透出一种安详，这一切或许配不上他决意成为的绅士。这一情感赐予他荣耀，但尤其是某种别的东西稳住了他：尤其是她的嗓音使他想起了某个人。他的心思被他在这敌意浓浓的环境中该采取什么行为所折腾，很少有机会朝她斜斜地瞥去目光，更何况，那女子还是脸冲着车窗一边，只拿        个脊背朝着他。但是，突然一下子，本加特内尔认出她来了，他意识到了她的身份，这绝对是不真实的，但的确如此。到图鲁兹的一路上，他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屏声息气，尽可能地避免任何的颠簸，任何摇晃，生怕把她弄醒了。这段路程走了不下一个钟头。

    深夜时分到达图鲁兹，本加特内尔在火车站前停车，让那姑娘下去，他没有打开车顶灯，当她解下安全带，一边下车，一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道了两声谢时，他把脸别向另一侧。本加特内尔没有立即启动，而是从后视镜中看着她头也不回地朝车站的餐厅走去。由于深夜天黑，由于这个在旁人看来有些疯疯癫癫的姑娘一眼都没有看过他，这便让人不由得想道，她没有认出他来，至少，希望事情果真如此。

    接下来的几天，本加特内尔孜孜不倦地继续着他漫无目的的行程。他熟悉高速公路的忧郁，还没睡暖和的旅馆床上那酸涩的醒觉，乡村与工地的晕头转向，无处寻觅同情的苦闷。这一切又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两星期之后，到九月中旬时，本加特内尔终于发觉，他被人盯上了。

    在这两星期中，埃莱娜继续经常到画廊里来。就像在医院时那样，她每隔两三天来一回，来时从来没有一个固定时刻，但呆的时间从不超过一个小时，Lee也像在医院时那样，彬彬有礼地但却有所保留地接待她，过于殷勤周到的态度，略微勉强做作的微笑，仿佛在照料一个脆弱的亲戚。

    他对她讲述的自己近来种种烦恼的冗长故事，最终并没有使他们彼此大大地接近。她静静地听他讲，并无特别的反应，Lee的北极探险没有引起她的惊叹，而那次事件的沮丧的后果，也没有激起她的怜悯或者嘲笑。如果说，她后来没有重提帮助Lee办画廊的建议，那么，看起来至少可以排除金钱方面的原因。尽管他们的关系没有很快地发展，他们倒总是会找一些话来说，不过偶尔也找不到话题，于是就会产生一阵子沉默。这或许还算不太糟糕，因为有时候这很不错，沉默，凑合配上一道珍贵的目光和一丝珍稀的笑靥，沉默就能产生奇佳的效果，稀罕的强度，微妙的背景，甜美的余味，明确的决断。

    但在这里，没有：这只是黏糊糊的、沉甸甸的、木笃笃的缄默，像是一块粘在鞋底上的胶泥。

    一段时间之后，谁都受不了啦。埃莱娜呢，不久后，也就来得越来越少，随后，几乎不来了。

    这样一来，开始时，Lee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然，但是当然啦，这也很快地就创造出一段他没有预料到的小小空白，瞧他，很快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内心里竟然是在期待着她，正不知不觉地不时往街上瞥去一眼，很显然，她从来就没有留下过她的地址，也没有告诉过她的电话号码，因为另一个白痴什么都没有问过她。        而现在，这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它并不常常是最好的时刻：买卖不开张，天空乌蒙蒙，空气憋闷闷，地上脏兮兮，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封闭得死死的，简直跟一个无人知道是不是有事做的星期天同样令人消沉。一些零乱的小花枝，没有从人行横道线经过，就穿越了小街，伸向唯一的一家折扣商店，Lee的脸色蜡黄，跟对面        工地上的起重机以及超级市场的霓虹灯招牌是同一种颜色。斯蓬提尼来得不是时候，大约十一点时他出现了，是来转告他的意见的，他不同意先前提出的百分比。他        没有时间过多地争论。听着，Lee打断他的话，现在，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努力得还不够，就这样，你的作品没有长进。完全是你我之间说的悄悄话，你所作的        再也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了，你明白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斯蓬提尼不安起来。

    这恰恰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你在两个艺术中心和三家私人画廊卖画作，你才存在着，Lee说。

    对我来说，你简直一文不值。你就等着外国的收藏家吧，在那里，人们将还可以谈论艺术生涯。这同样也是在说，假如你不愿意的话，就从这道门出去好了。

    斯蓬提尼穿过这道门的框架，走出了画廊，差点儿跟一个三十来岁的家伙撞了个满怀，那人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中，这一身穿戴可不怎么像一个艺术家，当然就更不像一个收藏家了，简直可以说，这是一副年轻警官的打扮，还真巧了，来人恰好就是干警察的：你还记得我吧，叙潘说，我是司法警察。我是来告诉你案情的进展的。

    不用进入到所有的技术细节，照叙潘的说法，目前的情况大致如下。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我更喜欢先说坏消息，通过电子显微镜的观察检验，工作室中古董失窃一案的分析毫无结果。但是，与此同时，有了一个好消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人们发现了一具冻僵的死尸，尸体保存得不太好，在死者的衣兜里，在一团揉皱的、僵硬的、坚实得就像一块面饼或者快用完的肥皂头似的旧脸巾纸中间，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汽车牌照号码。经过对这牌照号的核实，种种证物凑在一        起，使人可以猜测，这一辆菲亚特轿车跟Lee报的失窃案有着某种联系。现在，人们正在找这辆车。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

    Lee的脸色顿时就开朗起来了。近傍晚时分，在关上画廊的门之前，他接待了一个叫科尔代的年轻艺术家的来访。这一位科尔代提交了计划、草图、模型和造价表。        不幸的是，他缺少资金，无法实现他的所有目标。但是，这很好，Lee说，这确实很好，这叫我非常喜欢。这样吧，我们来办它一个展览如何。不行吗?另一位问。        怎么不行，行的，Lee说，当然行了，当然行了。还有，假如办得成功，我们再办它第二个。那么，我们现在就签定协议书，怎么样?科尔代不免想人非非起来。不着急，Lee说，不着急。一份协议书，那可不是这样就可以签的，你后天再来见我吧。

    进入到1995        年，已经签署的申根协定就严格生效了，众所周知，这项协定规定，在签字的欧洲国家之间，人员将实行完全自由的流通。届时，内部各国边境的检查将被取消，同时，进一步加强外部共同边境上的监视，这样的措施，使得富人们能更从容地信步漫游在富人们的家中，舒适得像在自己家中，把双臂伸展得更大，同时把穷人们关得更紧，穷人们受到了进一步的监视，只是更加明白了他们的痛苦。

    当然，海关机构依然存在，它们可并不因此就允许普通百姓随随便便走私他们想带的东西，走私还是要受制裁的，不过，老百姓现在可以自由来往，而不必在边境等上一个钟头，让人嗅着检查护照了。这就是本加特内尔准备遇到的事情了。

    由于在这一地区上纵横交叉地来来回回，法国地图的左下角对他而言就再也没有什么秘密了，再小的博物馆、名胜古迹、风景点、观光处，他都了如指掌。

    最近一段时间里，他没有离开过西南部的顶角，离边境从来不超过一个钟头的路，仿佛他是一个搭乘一艘不那么坚固的大轮船的秘密乘客，始终小心翼翼地躲在一个通气管后面，不愿远离救生艇。

    但是，现在，本加特内尔不需要在三天里头不止三次地发现同一个穿红衣服戴红头盔的摩托车手，来决定是否出来透风。第一次，这个人远远地出现在他的后视镜        中，那是在山区中一条蜿蜒曲折的省级公路上，在回头弯的地方闪现而后又消失，闪现而后又消失。另一次，在一条高速公路的收费处，离两位穿一身黑的警察摩托车手不远，看来就是同一个人，他倚靠在他的车子上，啃着一块三明治——头盔看来并不妨碍牙床的来回运动。第三次，看来车子出了故障，冒雨停在一条国家公路边上，那人靠着一个紧急电话亭上：行驶到他身边时，本加特内尔故意把车子的右轮子拐向一泊又深又宽的水洼。他从他的后视镜中开心地看到，那人在泥泞的草丛中乱蹦乱跳，他稍稍有些失望，因为没有看见那小子伸出拳头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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